明清实学是明末清初兴起的儒家思想流派，以批判理学心学空谈、强调实践为特征。这个被黄宗羲称为“经世之务，实学也”的思想潮流，如一道隐秘的伏流，在历史河床下奔涌，最终在近代中国的峡谷中喷薄而出。

一、末世焦虑与文明反思

明清实学的兴起，根植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土壤。明朝中后期，理学正统逐渐沦为科举敲门砖与道德空谈，“平日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”成为士大夫群体的尴尬写照。

与此同时，王朝统治陷入系统性危机：宦官专权、党争激烈、土地兼并、流民四起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一批思想家开始倡导实学，主张关注现实、学以致用。

到了明清之际，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，朝代更迭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。这一时期，实学思潮达到了鼎盛。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思想家是实学的代表人物。

顾炎武亲历山河破碎，发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呐喊；黄宗羲目睹朝纲崩坏，写下批判君主专制的《明夷待访录》；王夫之隐居湘西草堂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着“推故而别致其新”的哲学创造。

二、思想传承中的生动例证

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。顾炎武一生游历四方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每到一处，他都详细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、风俗民情、经济状况等，将所见所闻与书本知识相结合。他在旅途中带着两匹马、两匹骡子驮着书，随时查阅资料，进行研究。这种注重实践、实地考察的治学方法，正是实学精神的体现。

“万民忧乐到心头”。黄宗羲一生心系百姓，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在明朝灭亡后，他积极参与抗清斗争，失败后潜心著述，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著作来改变社会。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利益和诉求，成为实学思想中关注民生的典范。

三、传统框架中的近代性萌芽

明清实学的一端连接着深厚的儒学传统——多数实学家仍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理想，考证学亦未脱离经学范畴；另一端却已触及近代思想的边缘，在不知不觉中培育着变革的种子。

这种张力在实学与西学的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显著。明末清初，伴随传教士来华，中西学术发生了第一次实质性对话。

徐光启看到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，感叹“虽失十经，何憾？”；梅文鼎致力于“中西会通”，主张“法有可采何论东西”。尽管这场交流因礼仪之争与清朝闭关而中断，但实学开放务实，为此后洋务运动时期“师夷长技”埋下了伏笔。

然而，实学也有其历史局限。它批判专制却未能提出系统的替代方案，倡导致用却多服务于王朝改良而非社会革命。

当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以炮舰叩关时，实学积蓄的思想资源虽能支撑“中体西用”的洋务运动，却不足以独立引领中国完成现代转型。